三月十五,柳宗元的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公开。
这篇文章没有《师说》锋芒。
温和,说理,娓娓道来。
没有一句咄咄逼人。
却更沉稳,更难反驳。
柳宗元名气大。
文名满天下。
他的话,在士林分量重。
更关键的是,柳宗元出身河东柳氏,名门之后,文章早被士人奉为典范。
他不像韩愈那样屡遭贬斥、浑身带刺,他是那种即便不认同也让人愿意听下去的人。
原本观望的人,开始重新看《师说》。
原本觉得韩愈偏激的人,读了柳文发现:不只韩愈说,连柳宗元这样温文尔雅的名门之后,也认为师道出了大问题。
柳宗元在信里写得明白——“今之世,不闻有师;有辄哗笑之,以为狂人。”
这话从柳宗元嘴里说出来,分量比韩愈十篇《师说》都重。
因为柳宗元不狂,不偏,不与人争。
他只是平静地说出一个事实:师道崩坏,已经成了士林通病。
原本在茶肆酒坊里说“韩愈好为人师”的人,悄悄闭了嘴。
原本在国子监廊下冷笑“韩门弟子攀高枝”的人,把话咽了回去。
风向变了,不是暴风骤雨式的变,是春日解冻那种悄无声息却不可逆转的变。
同一天,孟郊写诗公开支持。
“师道久不振,韩子起扶之。一朝奋笔书,千秋仰光辉。”
毫不保留。
把韩愈比作扶大厦的栋梁。
孟郊孤傲,不轻易服人。
他一生困顿,四十六岁才中进士,穷得连马都骑不起,却从不向权贵低头。
这样的人开口夸人,比十个达官显贵联名举荐都管用。
他支持,打动那些同样孤傲的寒士。
他们心里想:连孟郊都服,韩愈必有真东西。
孟郊那首诗传得极快,几日之内,长安士子几乎人手抄一份。
有人把它贴在国子监门口,有人夹在书册里带给外州的朋友。
诗比文章走得远,因为诗能唱,能诵,能在酒席上随口念出来。
一念,一传,风向就倒。
国子监内部也变。
一些原本保留态度的博士,开始转向。
未必全认同韩愈。
可看御史台、吏部大动干戈,觉得言官太过。
一篇谈师道的文章,上纲上线,弹劾外放。
朝堂还有容人之量?
一位在国子监待了二十年的老博士私下说:“韩退之的文章我未必全服,但若因一篇文章就把一个四门博士赶出长安,明日轮到谁?今日是他,明日就是我。”
这话传开,原本明哲保身的人也开始掂量——今日不吭声,明日轮到自己头上,谁替你吭声?
学生变化更明显。
从前少有人公开说“我师从某某”。
现在,李翱、皇甫湜、裴度这些名字越来越多人知道。
他们是韩愈弟子。
李翱的文章开始在士子间传抄,皇甫湜的论辩让几个老儒哑口无言,裴度虽年轻,办事干练,吏部考功时名列前茅。
人们发现:韩门弟子不但不差,还比一般人强。
还有学生效仿。
公开拜国子监博士为师,不遮不掩。
有个叫张彻的年轻人,在国子监廊下当众向韩愈行拜师礼,旁边几十个学生看着。
有人问他怕不怕被人说攀附,张彻答:“我学的是道理,不是攀附。若道理不值钱,天下读书人还读什么书?”
这话传到韩愈耳中,韩愈沉默半晌,只说了一个字:“好。”
暮春,长安这场“师道”论争,从一边倒抨击,变成拉锯。
吏部审查还在继续。
御史台弹章没撤。
官员不轻易认错,面子比是非重要。
可拉锯本身已经说明问题——一边倒的时候,没人敢说话;拉锯的时候,两边都有人开口。
朝堂上几个中层官员开始私下议论:“李绅那弹章写得过了,说韩愈‘蛊惑生徒’,这话太重。”
议论归议论,没人上折子。
但议论本身就是松动。
越来越多人站出来。
用文章,用诗,用行动。
耻于从师的人开始想:拜师不是耻辱,不学才是。
耻于为师的人开始想:收徒不是好为人师,拒绝传授才是。
四月初八,佛诞日。
长安放假。
佛寺钟鼓响,善男信女烧香。
兴善寺前挤满香客,朱雀大街两侧摆满卖香烛吃食的摊子,孩童举着糖人跑来跑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