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低头去看那部话机。台里统一配的老式座机，米黄壳子，红色指示灯亮着。铃声明明白白，砸在他的耳膜上。

可这部电话没有线。

今天下午布置机房，电信的人来看了一眼就摇头，说这条线路三年前就报停了，要恢复得重新走流程，急不来。所以话机的线盘成一圈搁在桌上，水晶头干干净净，压在一摞废稿旁边。

一部没接线的电话，响了。

江声扶着桌沿站起来，腿有点软。他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老曹的第二句话：三点到三点半，电话怎么响都不许接。

现在两点五十九。算不算在三点的范围里？

铃声数到第九下，他做了个动作——弯腰，把听筒拎起来，再轻轻扣回去。他就是想看看，会不会停。

铃声停了。

机房静下来，静了大概五秒。

然后，铃声重新响起。

这一次不一样了。声音不从话机喇叭里出来，而是从听筒那些小孔里顺着往外渗——话机明明挂得好好的，铃声却闷闷地冒着，像隔了一层水。而且那声音已经不是电子铃音了。

是梆子声。

笃——笃笃。

两记慢的，跟着两记快的。

江声愣在原地，耳朵里嗡的一声。

这个节奏有个名字，叫天干物燥。旧时打更，一夜五更，每一更的敲法都不一样，节奏里头藏着话。这套东西是爷爷手把手教的。爷爷说，江家祖上三代都是打更人，后来城里不让打了，改成了广播，他就进了电台，成了临江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一批播音员。爷爷还说，打更人吃的就是耳朵这碗饭，风里雨里，得听得见该听见的东西。

爷爷失踪那年，江声六岁。

二十年了，全世界会把天干物燥敲成这样的，只剩一个人。

墙上的石英钟咔哒一声，跳到三点整。

江声抓起了听筒。

铃声戛然而止。

听筒里先是电流声，沙沙的，很长，长得他几乎以为那头没有人。然后电流深处，一个声音开了口，很轻，像是嘴唇贴着话筒。

江声？

顿了顿，那个声音又响起来，这次带上了一点笑意。

是你吗，江声？

那是他自己的声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