弘治十年九月，府学开学。

黄坚分在甲班，正额三十名里前十名的学生才能入甲班。班上一共九个人（第十名因病未报到），分坐在三排长桌后头。桌是榆木的，桌面被前几届学生的袖子磨得锃亮。墙上挂着至圣先师孔子像，旁边是学规，日讲、旬考、月评、岁试八个字，用正楷写在木牌上。

头三天黄坚没怎么说话。他不是不敢说话，是在看人。在村塾两年多他学会了一件事：到一个新地方，先看谁是干实事的，谁是只动嘴的。

坐在他左边的是柴勇。比黄坚大两岁，颍州人，个子不高，肩膀宽得像一扇门板，说话嗓门震得桌上的墨砚嗡嗡响。他是军户子弟，曾祖那一辈在千户所当兵，到他爹这一辈降成了屯田军户，守着百十亩军田。他爹从小教他一件事，拳头可以不打人，但不能比打人的人小。柴勇记住了，他七岁练拳，十岁练刀，十二岁就能在马上坐稳。读书他不在行，四书五经对他来说就是天书。可算术他好得出奇，尤其是涉及到军需粮草的数字，三千人吃多少粮、运六百里路需要多少辆大车、围城一个月得多少箭矢，他能心算，不用笔。

坐在黄坚右边的是李辰华。太和人，廪生李家的长子。跟柴勇刚好调了个个，瘦高条，白净脸，说话慢条斯理，走路喜欢把手背在身后。他祖父是举人，父亲是岁贡，从小就泡在书堆里长大的，读过的书比黄坚多得多。不光读四书五经，吏部则例、地方志、各地赋税册子他全翻过。他有一项本事，记性好得吓人。头一天周理教授讲到《大明会典》里的某个条款，念了一遍就过了。第二天李辰华能在底下接上，连条款的编号和颁布年份都说得一字不差。

坐在黄坚后一排的是余清甫、岳延扬、李辰朗。

余清甫是亳州人，廪生之子。人瘦小，不爱说话，看人的时候总是先低头。可他的眼睛跟别人不一样，他走到哪里都要先看地。看墙根有没有潮气，看梁上有没有裂缝，看地上铺的青砖有没有松动。黄坚头一回注意到他是在府学的走廊上，所有人都往前走，他蹲在地上拿手指头敲墙砖，一块一块敲，敲到第三块的时候说：这块空了。后来果然是空的，里头被白蚁蛀掉了一大半。他不是学营造的，他是天生就对东西有没有坏这件事敏锐。

岳延扬是沈丘集本县人。跟黄坚老家隔了不到三十里，他家在沈丘集里头，他爹是县学教谕。这层出身让他跟别人不一样，别人来府学是为了考科举，他是他爹送来的。送来的原因不是读书好，是他从小就爱捣鼓东西。别人家的孩子玩泥巴，他拆家里的纺车，拆完了再装回去，不但装回去了，还加了一个轮子，纺线快了一成。他爹气得要打他，可打完了他继续拆。最后他爹服了，把他送到府学来，说：你在这儿爱拆什么拆什么，只要别拆周教授的房顶。他到了府学的第三天就被人告状，他把府学仓库里一把锈掉的旧手铳拆了，拆完画了一张图，图上标了九个改进点。周理看了图，什么也没说，默默把图收起来了。

李辰朗是李辰华的堂弟，也是太和人。他和他堂兄完全不一样，李辰华爱翻书，李辰朗爱翻土。他在老家跟着佃户下过两年地，知道稻子什么时候灌浆、麦子什么时候抽穗、山药什么时候结块。他来府学纯粹是他爹逼的，不读书就没出息，可他人在学堂心在地里。他桌上永远摆着一本《四书》，扉页上被他画满了各种农具的改良草图。

这五个人加上黄坚，就是甲班最早的核心。

第四天，周理安排了一次辩论。题目是，论官督民办之利弊。周理把九个人分成两拨，正反各四人，留下一个人做总结。他把黄坚安排成了那个做总结的人。

柴勇是正方，一上来就拍桌子，军需粮草从来是官办，换了民办，打起仗来商人囤积居奇怎么办？官府一声令下粮食往北运，商人先问你给多少钱，贻误战机就是砍脑袋的事！

李辰华站起来，不紧不慢地接，军需是军需，市场是市场。你不能拿打仗的时候说事，太平年月呢？颍州府每年盐铁茶马四项，全是官府专营。盐价定死了，盐商没得赚，走私贩子就来了。专营堵不住走私，堵住的只是老实商人的出路。

走私是违法的！柴勇嗓门又上来了。

法是人定的。一条路堵死了，人就走另一条路。余清甫头一回在班上开了口。他说话声音不大，可咬字很准，你看府城墙上的砖。每块砖底下都刻了窑号和烧砖人的名字，官府逼着砖窑按固定价格交砖，窑主赚不到钱，就偷工减料。北墙根那三排砖全是裂的，那是弘治三年修的，才修了七年就裂了。旁边成化二十年修的墙，用的是当时允许窑主议价的砖，到现在纹丝不动。

周理在角落里坐了下来。他本来是想让学生们辩论官府和市场的关系，他们辩到砖头上了。可这辩得比出题的时候想的更深，因为余清甫说的墙砖是真的。

辩论结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