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怀志是被人潮裹挟着挤出罗湖火车站的。

一脚踏在月台上，南方的热浪混着尘土气扑面而来，像一床湿厚的棉被把他从头到脚盖住。

他的身子不由得晃了一下，手里那只旧旅行包险些脱手。

烧还没退，太阳穴突突地跳，眼前的一切都在晃——晃动的天桥，晃动的红旗，晃动的黑压压的人头。

空气里是汗酸味、水泥灰、还有远处飘来的、油炸食物的焦香。

有扛着编织袋的民工擦着他的肩膀冲过去，喊着听不懂的粤语。喇叭里在循环播放“注意扒手”。

他站住了，深深吸进一口灼热的空气。肺叶被烫得一紧，却奇异地压下了喉咙里那股恶心。

这味道，和扬州不一样。 他迷迷糊糊地想。

扬州的空气是温润的。

六月的风里带着水汽，混着烤鸭炉子里的果木香，还有后院那股子新鲜的、热烘烘的鸭屎味。

那是活的，是生长的味道——是过去了的亲切回味。

每天一早，张红英就站在那股味道里，叉着腰，指挥朱大柱把一笼子嘎嘎叫的鸭子挪到轧井边，屠宰、褪毛、开膛破肚......

金怀志带着金豆子走进张红英烤鸭店那天，他口袋里只剩下七块三毛钱。

那天，正是梅雨季节的第一场大雨，他们父女全身湿透。

张红英是个善良的好女人，但是这个喜欢跟着感觉走的女人让自己很尴尬。

她自作主张地给他们父女，拿来不合身的干衣服换上，女儿穿着她的碎花衣服，宽大的像个小和尚。

自己则穿上了店里的伙计朱大柱的衣服，朱大柱比他矮半个头，衣服绑在身上，胳膊和小腿处，都露出一大截，像个打渔的渔夫。

他们父女何曾衣着这么随意过？

他们原本是打算暂时躲雨的，张红英又自作主张地给他们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。

这就尴尬了，他所有的资产，就只有七块三毛钱，还是豆子的零花钱花剩的。

这笔钱能让他们住最便宜的招待所、吃最简陋的饭食，撑过三天。

这时候的他，口袋比脸还干净。张红英越是热情，他心头那根弦就绷得越紧——他习惯了对等交易，而施舍，是他目前最还不起的东西。

那半只烤鸭的价钱在他脑子里飞快换算成能住几晚的大统铺。

直到金豆子可怜巴巴地开口求收留，张红英爽快应下，他才在错愕中意识到，这世上真有不计成本的善意。

那份“怕付不起钱”的忐忑，瞬间化为了更沉重的、不知如何报答的负担。

她对金豆子和她收留的小乞丐张爵一样，视如己出。

一打听才知道，她原来有个七岁的女儿，还在前夫家。

她大概把这些苦难的孩子，当做自己的孩子了。

教他们做事，宽容他们的年少鲁莽，笑着看他们互不服气，明争暗斗。

扬州23天，让他认识了一个看似平凡，却非常了不起的巾帼英雄。

她豪爽大气，大爱无疆，她甚至对于他这个仅说过三、四次话的人，敢于倾囊相助，把借来的五千块钱和祖传的烤鸭秘方无偿赠送给他，支持他到深圳去创业，并答应替他暂时供养金豆子。

他觉得，她不仅养育了金豆子，重新给她一个温暖的家，她也滋养了他，给了他可以重新站起来的基本配置。

她是他人生路上，第一个、也将是唯一的一个，能以性命相托的女人。

有了她，他才得以早出晚归，从容淡定地规划自己的后半生。

女儿接受良好，整天跟在她屁股后面，快快乐乐地妈妈妈妈地叫着。

她还多了一个同龄的小伙伴张爵。

他们一起干活、一起玩耍、一起享受有妈妈宠爱的时光。

他则与第二天就毫无后顾之忧地开始在扬州城里“闲逛”。

他逛得很特别。不去景点，专钻老街巷、老茶馆、码头和刚冒头的个体户市场。眼睛像扫描仪，耳朵像雷达。

第一周，他在重新校准“接收频率”。

离开上海权力中心几个月，带着女儿住最简陋的便宜旅社，吃最便宜的饭菜，偶尔去扛大包挣点小钱。

他需要重新理解这个改革开放中的国家的“语言”。他在茶馆听退休干部议论“一号文件”，在码头看货物流向，在街边看人们买卖什么、怎么讨价还价。

他确认了两件事：

一，时代真的变了，个体的机会多了；

二，秩序还在重建中，风险与机遇并存。

第二周，他开始“测试信号”。

他找了扬州邮电局门口一个代写书信的老先生，给了两毛钱，请他往上海的两个地址各寄一封“平安信”。

信里只有一句话：“已安顿，勿念。旧友怀志。” 地址一个是愚园路老宅隔壁的杂货铺，那个老板受过他母亲恩惠。

一个是复旦大学附近他一位已出国同学的旧居，他试探着看户主是否更换。

这是投石问路。他在试探：金怀仁的触角还有多长？过去的故人，还有谁记得“金怀志”这个名字？

与此同时，他开始在码头找零工。不是为钱，那点工钱杯水车薪，而是为了接触南来北往的人。

他帮人扛包时，能听到船工抱怨“海关查得严了”，能瞥见货单上那些神秘的缩写和目的地。他不动声色地记在心里。

第三周，“信号”有了微弱的回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