逛了一整天，肚子适时地发出了 。

林志超拐进了一家颇有名气的酒楼——镛记酒家。

提起这家店，渊源颇深。

创办人甘穗辉出身寒微，十二岁便踏入社会谋生。

卖过菜，搓过雪粒，在报馆印过书，也在酒楼打过杂，后来拜师学艺做烧腊。

那时候年轻人肯沉下心钻研，他在学徒期间就死磕腌制配方，终于摸索出一套独门的烧腊秘方。

七年后，他与合伙人麦镛凑齐了牌照，在中环广源西街支起了一个烧味档，取名“镛记”

。

到了1942年，甘穗辉咬牙拿出了四千块钱积蓄，租下了永乐街32号的铺面，镛记酒家正式挂牌营业。

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，店铺迁至石板街，彼时的甘穗辉已经凭借一手绝活，成了街坊邻里口中响当当的“烧鹅辉”

。

当然，现在的镛记酒家还算不上顶级奢华，充其量算是个讲究点的餐馆。

饭点一到，大厅里座无虚席，拼桌是常态，食客们也都习以为常，没人觉得尴尬。

但这地方确实不便宜。

哪怕是最普通的炒河粉，也要三毛钱；一碗粥八毛。

要知道，大多数普通劳工一天伙食费也就省出五分钱。

三四毛钱对于底层百姓来说，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

然而，正是这样一家看似寻常的酒家，未来几年将成为华人商界大佬们的社交中心。

郭德胜、李兆基、冯景禧，日后 风云的新鸿基铁三角，还有所谓的“永业八杰”

，当初都是在这种环境下结识、攀交情的。

在这里，熟识与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坐到一起，喝杯茶，聊聊天，交换情报，谈谈内地局势，聊聊商业风向。

志同道合者聚，生意自然就成了。

想通了这一点，林志超心中已有决断。

以后每天中午，都要来这里混个脸熟，吃顿饭。

哪怕每顿要花去三到八毛钱，这笔投资他也认了。

正午时分，林志超在摊档前落座。

桌上摆着两样吃食：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粥，一份镬气十足的炒河粉。

旁边还放着个油纸包，里头裹着半只色泽红亮的烧鹅。

这笔开销不小，足足六块港币。

折算下来，这相当于他整月工资里能用来填饱肚子的份额，仅仅只有十顿。

不过，这烧鹅并非一人独享。

他是打算带回去，跟收留他们的房东一家分着吃。

毕竟寄人篱下，礼数不能缺。

“这位先生，贵姓？”

对面桌位传来搭讪声。

紧接着又问：“先生，您做哪一行生意的？”

林志超放下筷子，顺势接话：“我从事经纪业务。”

他目光扫过对面两人，抛出橄榄枝：“若有物资需要采购或抛售，尽管找我，效劳二字不敢当。”

饭点正是社交黄金期。

林志超借着用餐的空档，没忘了向拼桌的客人推销自己。

然而，回应他的只有冷漠。

对面两人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直接无视了他的热情。

林志超并不在意。

脸皮这东西，用多了就厚了。

他心里有本账。

每日中午蹲守在此，借着一碗粥、一份粉的机会，通过拼桌寒暄，不仅能积累潜在客源，更能拓展人脉圈子。

更重要的是，这是在实战中磨炼心性。

一切都在为日后 创业铺路。

回到住处，李高福看着桌上的残羹冷炙，眉头紧锁。

“怎么买这么贵的东西？”

语气里带着责备，透着股恨铁不成钢的意味。

在那个年代，普通家庭日子过得紧绷。

尤其是粤地百姓，信奉‘小富靠勤俭，大富靠天’的古训。

每一分钱都得掰成两半花。

林志超心里清楚，长辈这是心疼钱，也是为自己好。

他没辩解，只是笑着将烧鹅往陈淑芳和李倩倩面前推了推。

随后，他才淡淡开口：“替人促成了一笔房产交易，拿到一千块佣金。”

既然要立足，就得适时亮出底牌。

一千块不算巨款，但也绝非小数，没必要藏着掖着。

“什么？！”

李高福夫妇猛地抬头。

眼神中写满了难以置信。

“你不是去卖书刊杂志吗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