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林大夫在吗?我们找他。”
医院门口停着一辆三轮车,车斗里立着一卷红布。押车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,胳膊上晒得脱了皮。
就是上个月推着轮椅来那个。
门卫拦住他:“哪儿的?”
“桃源村的。”男人把红布往肩上扛,“我来给林大夫送东西。”
“送什么?”
“旗。”
门卫还没回过神,人已经进来了。
走廊上不少人认得他们。有人小声问:“那不是三楼那个……”
“对,就是他治好的。”
三轮车停在门口,红布还卷着,车斗里又下来一个人。是那天在走廊上排队的老头。
“我也来了。”他把手里那张药方举起来,“我不识字,你帮我看看,这上头画的是什么。”
他身后陆陆续续又来了人。
一个女的自己走着来的,走得慢,丈夫在旁边扶着她。走到台阶底下,她抬头看了一眼门诊楼,把脸抬得很高。
“看得见字吗?”
“看得见。”她说,“县人民医院。”
她丈夫站在旁边,两只手不知道往哪儿放,最后把她的手握住了。
“你别激动。”
“我没激动。”她说着,眼泪就下来了。
再后头是一对夫妻,男的走在前面,后头跟着个老太太。老太太手里拎着一篮鸡蛋,篮子上盖着块蓝布。
还有个年轻女人,被丈夫牵着手。她今天没哭。她手里捧着一个红布包。
“包里是什么?”护士问。
“鞋。”她说,“我自己纳的。扎针以后夜里能睡着了,白天有精神,纳了一双。”
卖烤红薯的老太太推着她那辆小车也来了。车停在马路对面,人过街,走了三步一歇。
最后到的是邹德海。他拄着竹杖,没让人搀,一级一级自己上的台阶。
红布在门口展开。
上头绣着八个字。苏晚晴念了一遍。
“一针的事,句句是真。”
她回头看了一眼林北。
“这话谁想的?”
“我。”邹德海说,“他那句话,我听了一耳朵,就记住了。”
苏晚晴把旗接过来,让两个护士抬着,靠在墙上。
医务科的人从楼上下来,站在楼梯拐角看了半天,没往前走。
“院长。”他隔着几级台阶喊,“这个东西,按规定不能挂在走廊。”
“挂我诊室里。”苏晚晴说。
医务科的人站了一会儿,转身往楼上走了。楼梯拐角那边传来一句嘟囔,听不清。
“他也不是坏人。”苏晚晴说,“他就是照本子办事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林北说,“本子是人写的,早晚要改。”
红布后头还有一张纸。
一张大纸,从上到下按满了手印。有的红,有的黑,一大片。
“这是多少个人?”苏晚晴问。
“三十六个。”偏瘫老汉的儿子说,“都是这一个月,在县里、在村里治好的。”
苏晚晴把这句重复了一遍。
她从医这些年,见过送锦旗的,一回两三面。三十六个手印按在一张纸上,头一回见。
“你们怎么凑到一起来的?”
“不用凑。”老汉的儿子说,“都在一个医院楼上楼下转,抬头低头,早认识了。”
“上个月我还在走廊上跟他吵过。”后头有人笑,“我说他是装的,他跟我瞪眼。今天我们俩一块来送旗。”
人堆外头站着个年轻人。他举着手机,镜头对着那面旗,一直没挪。
苏晚晴认出他来了。
“上个月那条片子,你拍的。”
“是我。”年轻人把手机放下,“院长,我今天来,是想说件事。”
“说。”
“那条片子,不是我自己想拍的。”他说,“有人给我两千块,让我去桃源村蹲三天,专拍他治不好的病人。”
人堆里静了一下。
“谁给的?”
“不认识。一个姓吴的,戴眼镜,说是做药材的。”年轻人说,“他还给我一篇写好的稿子,让我照着念。”
“我念的时候,自己也觉得不对。”
苏晚晴转过头看林北。
林北站在台阶上,没动。
“片子你发了。”他说。
“发了。”
“今天你还拍吗?”
“拍。”年轻人把手机举起来,对准那面锦旗,“今天我拍这个。谁要问我上个月为什么发那条,我就把这两千块的事说出去。”
走廊上有人喊了一句:“早该说了!”
年轻人把手机举高了一点,脸有点红。他往人群外退了两步,又停下来,没走。
傍晚,林北的手机响了。
屏幕上是个陌生号。他接起来。
“林先生,我是吴广海。”
“吴经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