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樊姐,你没事吧?我听到你在客厅走来走去。”
樊胜美这才意识到,2201和2202的墙壁隔音并不好。她的脸微微发烫,有些窘迫:
“没……没什么事。就是……就是有点烦心事。”
安迪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几秒,然后侧身走进来。她把手里的文件放在餐桌上——那是一份关于某个并购案的财务分析报告,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数字和图表。
“我能帮忙吗?”她问,声音很平静。
樊胜美犹豫了一下。
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睡衣的袖口,布料很软,但洗了很多次,有些起球了。
“是我大学同学,”她终于开口,声音很低,“来上海出差,想见我。她以为……以为我在上海过得很好。以为我买了房,以为我事业有成。”
她顿了顿,声音更低了:
“可实际上呢?我住合租房,月薪扣掉房租水电所剩无几,每天挤地铁上班,买件像样的衣服都要等打折。”
她抬起头,看向安迪,眼睛里有一种罕见的脆弱:
“安迪,你说我是不是很失败?在上海打拼这么多年,连个能招待朋友的地方都没有。”
安迪没说话。
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樊胜美,眼神里没有同情,没有怜悯,只有一种冷静的分析。几秒钟后,她开口:
“要不你带她来我家?”
樊胜美愣住了。
“我家空间大,”安迪继续说,语气很平淡,像在陈述一个事实,“也显得体面。你可以说我是你朋友,房子是我借给你暂住的。这样既能维持面子,也不会太尴尬。”
她说得很自然,很从容,仿佛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
樊胜美的眼睛瞬间红了。
不是要哭,而是一种混合了感激、羞愧和某种说不清道明的情绪的红。她的嘴唇动了动,想说什么,但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。
“安迪……”她的声音有些哽咽,“太谢谢你了……你真是救星……”
“不用谢。”安迪说,目光转向桌上的文件,“不过明天晚上我可能要在公司加班,大概九点才能回来。你们可以七点左右过来,我让家政提前准备好茶点。”
她说得如此理所当然,如此轻描淡写,仿佛借出自己家给邻居撑场面,就像借出一支笔一样简单。
就在这时,关雎尔的卧室门开了。
她应该是听到了客厅的对话,走出来,脸上带着小心翼翼的表情。她今天也在家,穿着浅蓝色的格子睡衣,眼镜后的眼睛有些红肿,像是哭过,或者没睡好。
“樊姐,”她轻声说,“我帮你收拾一下2201吧。安迪姐家虽然干净,但可能缺少点……生活气息。我可以买点水果装饰一下,再插瓶花。”
她说得很认真,很仔细,像在策划一个重要的项目。
樊胜美看着关雎尔,又看看安迪。
两个女人,一个冷静从容,一个细腻体贴。她们用各自的方式,试图帮她维护那层脆弱的、一戳即破的面子。
她的鼻子突然一酸。
她连忙低下头,假装整理睡衣的袖口,不想让她们看见自己眼眶里的湿意。
“谢谢你们,”她轻声说,声音有些哑,“真的……谢谢。”
安迪点点头,拿起桌上的文件:“那我先回去了。明天我把钥匙给你。”
她转身离开,脚步很轻,像猫一样。
关雎尔走到樊胜美身边,轻轻拍了拍她的背:“樊姐,别想太多。在上海,谁都不容易。”
樊胜美抬起头,看着关雎尔年轻的脸,看着她眼镜后那双清澈但疲惫的眼睛。
这个女孩,二十二岁,实习工资四千八,交完房租只剩两千,连商场打折的衣服都不敢多看。可她此刻在安慰自己,在帮自己想办法。
樊胜美突然笑了。
那笑容很苦,很涩,像喝了一杯没加糖的黑咖啡。
“关关,”她说,声音很轻,像在自言自语,“你说,我们这么拼命维持面子,到底是为了什么?”
关雎尔没回答。
她也回答不了。
窗外,夜色深重。
城市的灯火依旧璀璨,像无数个微小的梦,在黑暗中倔强地亮着。
而在22楼的这间合租屋里,三个女人站在一起,分享着一个关于面子的秘密,也分享着在这个城市生存的、共同的疲惫。
樊胜美走到窗边,看向窗外。
远处的高楼大厦里,灯火通明。每一扇亮着的窗户后面,可能都有一个像她一样的人——白天光鲜亮丽,夜晚独自面对真实的、不那么完美的自己。
她轻轻叹了口气。
那声叹息很长,很沉,像把积累了七年的重量都吐了出来。
“在上海打拼这么多年,”她轻声说,像是在对自己说,又像是在对这座城市说,“连个能招待朋友的地方都没有。真是失败。”
但至少,她还有愿意借房子给她的邻居。
还有愿意帮她插花买水果的室友。
还有,明天晚上要维持的那个,脆弱的、但必须维持的面子。
夜风吹进来,带着栀子花的甜香。
太甜了。
甜得发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