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午十点，阳光刺眼。

黄蜀郎骑着电动车路过坑了自己的那个电器城。远远便见大门被堵得水泄不通——不是暴徒，而是一群穿着工装、背双肩包的年轻人，有的蹲着打牌，有的架起小煤气炉煮面，还有人躺在折叠椅上晒太阳。

他们不吵不闹，却像一堵沉默的墙，牢牢封住入口。

带头的是刘强，二十出头，寸头，手臂有纹身，眼神却干净锐利。

他曾是电器城里卖音响的小老板，如今成了“抗争领袖”。

“黄哥！”刘强认出他，笑着招手，“来瞧瞧我们的‘营地’？”

黄蜀郎停下，递了瓶水给他。两人聊了起来。

原来，恒瑞集团见商户们不肯签“免责协议”，竟故技重施——断水断电、半夜砸窗、甚至雇人泼粪。

可这批老商户多是本地人，根深蒂固，岂是吓大的？尤其刘强这群红兴钢铁厂子弟，更是硬骨头中的硬骨头。

红兴钢铁厂那可是江城的传奇。

建国初期成立，鼎盛时二十几万职工，自建铁路、医院、学校，甚至有自己的公安处和民兵连。

九十年代改制后，虽日渐衰落，但“钢铁厂”三字在江城人心中，仍是尊严与血性的象征。

“我爹妈都是厂里退休的。”刘强啃着馒头，语气平淡，“去年厂里发不出工资，我们几千子弟自发组织巡逻队，防偷防盗。恒瑞想用阴招压我们？呵，他们不知道，我们厂里连雷管都当鞭炮放过。”

黄蜀郎想起大学时那场震动全城的风波——钢铁厂退休职工的养老补贴被高管贪污，数万职工走上街头。

几个老太太真把炸药绑在身上，站在武警车队前喊：“再往前一步，咱们一起上天！”

那不是恐吓，是绝望者的最后尊严。

最终，高层落马，职工的补贴追回。

“你们不怕恒瑞找黑社会？”黄蜀郎问。

刘强冷笑：“黑社会？特殊年代，我们厂几派武斗，死过人，流过血。家里老人柜子里还藏着盒子炮盖呢。那些混混不过是街边野狗，他们敢来就打断他们的腿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