闹钟响的时候，陈默正梦到一片海。

海是灰色的，没有浪，他在海里往下沉。不冷，也不难受，只是沉。他想伸手抓住什么，但四周什么都没有。

然后闹钟响了。

他睁开眼，天花板上的裂纹还是那道。三年前搬进来时就有，他报修过一次，物业说这是老房子，沉降裂缝，不影响安全。不影响安全，他就没再管。现在那条缝比三年前长了一点，像一道干涸的河床，从灯座一直延伸到窗边。

六点四十五。

陈默坐起来，脚在地上摸索拖鞋。左脚找到一只，右脚那只被踢到床底下去了。他弯腰去够，腰有点疼，最近总是这样，睡一晚上也不见好。赵胖子说这是腰肌劳损，让他多运动，他说好，然后挂了电话继续躺着。

拖鞋是蓝色的，超市买的，九块九。左脚那只后跟已经磨平了，走在地板上没有声音，右脚那只还有一点纹路，走起来嗒嗒响。一轻一重，像两个人在走路。

卫生间很小，洗手台上摆着一支牙刷、一管牙膏、一个电动剃须刀。牙刷毛已经炸开了，该换了，他每次刷牙的时候都会想起这件事，然后刷完就忘了。牙膏从中间挤的，歪歪扭扭，不像周敏在的时候，永远从尾部往上卷，卷得整整齐齐。

他拧开水龙头，水管先是一阵空响，然后才出水。水很凉，他掬了一把泼在脸上。镜子里的人也在泼水，鬓角的白发被水打湿后贴在头皮上，看起来更多了。

四十四岁。看起来像五十。

他以前不这样的。二十年前刚进公司，同事都以为他是搞艺术的，不是做广告的。那时候他瘦，眼神亮，脖子上挂一台尼康FM2，走到哪儿拍到哪儿。办公室的小姑娘私底下叫他“摄影师”，他觉得不好意思想纠正，但心里是高兴的。

后来就不叫了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再也没有人叫他摄影师。

他换了衣服。白衬衫，深灰色西裤，这是他衣柜里最多的搭配。同样的白衬衫他有五件，同样的西裤有四条，每天早上闭着眼睛拿，穿出来都一样。周敏以前说过他，说你能不能买件别的颜色，他说省事，周敏就没再说什么了。

现在想来，周敏说过很多话，他回的都是“省事”“还行”“随便”。后来她也不说了。再后来，她走了。

陈默拿起手机，屏幕上没有任何私人消息。工作群倒是有几条未读，他点开，是行政发的通知：新总监下周一到岗，全员周一早九点大会议室开会。后面跟了一串“收到”，他也打了一个“收到”，发了出去。

时间是七点零三分。

他该出门了。

地铁站在小区东边，走路八分钟。这条路他走了三年，闭着眼睛都知道每一步踩在哪里。第一个路口有个卖煎饼的摊子，老板娘认识他，不用开口就知道加蛋不要辣。第二个路口有一棵银杏树，秋天的时候落一地金黄，现在叶子还绿着，但边沿已经开始泛黄了。第三个路口是个药店，门口常年挂着“会员日八折”的红色横幅，被风吹日晒褪了色，粉红粉红的，像洗太多次的旧床单。

他路过煎饼摊，老板娘在忙，没看见他。他没有停下来等，继续走。

地铁站里人很多。早高峰，每个人脸上都是没睡醒的表情。陈默排队过安检，刷卡进站，走到站台最末端。这是他多年的习惯——站在整列车的最末一节车厢的位置，那里人最少。年轻的时候是因为不喜欢挤，后来是因为在那里能靠着墙，再后来，就成了习惯。

列车进站，风把他的头发往后吹。他下意识缩了缩脖子，然后走进车厢。

车厢里全是年轻人。二十出头，三十不到，穿着连帽卫衣和运动鞋，耳朵里塞着无线耳机。有人在刷短视频，有人在打游戏，有人在补觉。他们的脸很年轻，眼睛里还有光，哪怕是没睡醒的光。

陈默站在他们中间，像一棵落了叶的树站在苗圃里。

车窗玻璃上映出他的样子。微微发福，鬓角泛白，眼镜框是三年前配的，款式已经不流行了。他穿白衬衫、深灰西裤、黑色皮鞋，站在一群穿连帽卫衣的年轻人中间，像一个走错片场的演员。

地铁钻进隧道，玻璃上的倒影被黑暗吞没。

他低下头，打开手机，把工作群的通知又看了一遍。新总监。空降的。三十五岁，海归，之前在纽约一家4A公司做创意副总监。群里有人发了他的履历截图，陈默扫了一眼，没仔细看。

反正换了谁都一样。

他在这个公司待了十五年，经历了四任总监。第一任是他的师父，带了他五年，后来跳槽去了更大的公司。临走的时候拍着他的肩膀说，小陈，你好好干，下一个总监就是你。那是十二年前。

下一个不是他。下下个也不是。下下下个也不是。

他一直是那个“小陈”，后来变成了“陈哥”，再后来变成了“老陈”。职位从文案升到文案组长，再升到文案副总监，然后停住了。副总监这个头衔他挂了六年，挂到公司里比他资历浅的人都变成了他的上司，他还是副总监。

老周曾经私下跟他说，你是太不会表现了。你做十分，只说出三分，人家做三分能说出十分。陈默说我知道，然后还是没改。

不是不想改，是不知道怎么改。

话到嘴边，总觉得多余。

地铁到站了。他随着人流走出来，上楼，打卡。公司门口的前台换了新的，是个年轻的姑娘，他不认识。姑娘对他笑了笑，他也笑了一下，然后往里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