毫不夸张的说，停罢矿税一事，可谓是万历朝政治学皇冠上的明珠，不管是内阁辅臣还是部院重臣，谁要是能够达成此事，立马就可以获得无上的声望。

由于矿税的征管体系由皇帝直接派遣宦官负责，地方税收大权落于内官之手，形成了独立于户部和地方官府的征管体系。通都大邑皆有税监，两淮则有盐监，广东则有珠监，或专遣，或兼摄，大批矿监税使驻扎在各省，接收了部分商业税种的征管权。

朝廷自然是对于此事极为不满的，很多官员因为谏阻矿税而被庭杖、罢官、流放的，而且这些矿监税使在地方确实是横行霸道，高淮就是其中的典型，这些所谓的矿监税使在地方大肆搜刮，所谓“矿不必穴，而税不必商，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，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。”

更加令人无语的是，他们所搜刮来的钱财，也没有多少能够真正进入内承运库中，首先就是征收的银两并非全部解入内承运库，而是有明确的分成机制。万历二十四年至三十三年间，主要在皇帝与宦官之间按4:6的比例分成；万历三十四年“撤矿留税”后，则在内承运库和户部、工部之间按2.5:2.5:5的比例分成。

但是真正要命的就是这些矿监税使的贪墨，矿税征收过程中贪腐极其严重，大部分税收被中饱私囊。现在有“十不解一”的说法，即进入内承运库的仅十分之一，余下被这些矿监税使、随从、地方恶棍瓜分。甚至有言官弹劾称，以十分为率，“入于内帑者一，克于中使者二，瓜分于参随者三，指骗于土棍者四”。

矿税确实是搞的天下不宁，从这点上来说，矿税现在的弊端确实是很大，但是矿税也确确实实缓解了朝廷的财政困难，这才是无论官员们怎么反对，朱翊钧都没有裁撤矿税的原因。

这点朱常洛是很清楚的，矿税确实是有弊端，对于大明的商业尤其是地方士绅的利益构成了很大的损害，这点也是官员们最为不满的地方，但是朱常洛很清楚，停罢矿税的结果就是朝廷的财政会立即崩溃，尤其是在现在大明随时可能用兵的情况下，停罢矿税绝不可取。

所以朱常洛赶紧对朱翊钧说道：“父皇，儿臣以为矿税并非不可行之举，若停罢矿税，朝廷财政何由支应？必加派于民也，此取祸之法也。”

这点朱常洛还是很清楚的，如果朝廷停罢矿税，一旦用度不足，那就只能增加赋税，也就是所谓的加派，这些加派谁来承担？必然是佃户和没有优免特权的自耕农和中小地主来承担的，这将会极大的动摇大明的国本，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。

朱常洛很清楚，现在的百姓承担的田赋与徭役折色已经是非常之严重了，再加上天灾横行，流民已经再增加了，要是朝廷在加派于田赋等，就必然导致大量的农民破产，沦为流民，这是要出大事的。

而且太监贪污，你以为这些官吏就不贪污了？破家的知县，灭门的府尹，他们对于百姓的盘剥，更加敲骨吸髓，所以在矿税和加派之间，朱常洛宁愿选择矿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