裕和行的生意已经大到了无法忽视的程度。在巴达维亚的码头上，每三艘货船里就有一艘挂着裕和行的旗帜；在苏门答腊的种植园里，每十个劳工里就有一个是裕和行的人；在槟城和新加坡的华人商会里，张振勋的名字已经成了“成功“的代名词。

可成功带来的不只是尊敬，还有猜忌。

荷印殖民政府对华人的态度从来都是复杂的——他们需要华人的商业头脑和纳税能力，又害怕华人的团结和潜在的威胁。张振勋这样的人，在他们眼里既是优秀的纳税人，也是需要提防的对象。总督府里有人开始私下议论：“这个张振勋的生意铺得太大了，万一他哪天跟亚齐的叛军勾结起来，整个苏门答腊的补给线都能被他切断。“

与此同时，南洋的华人秘密会社也在暗处观察着张振勋。天地会在南洋的分支，海山会与义兴会，近年在槟城和新加坡华人社会中势力越来越大，他们一面做着反清复明的老梦，一面对荷兰殖民政府也虎视眈眈。张振勋这样有财力、有威望的华人巨商，自然是他们想要拉拢的对象。

张振勋夹在这两股势力之间，像走在一条没有护栏的钢丝上。偏左一步，就是殖民政府的牢狱；偏右一步，就是秘密会社的刀枪。

他心里清楚得很。

那年秋天，张振勋收到一份请柬。请柬来自巴达维亚华人圈子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，名叫刘泰兴，七十多岁，是海山会在爪哇地区的“叔父“级人物。请柬措辞客气，说是“几位同乡想在舍下小聚，请张先生赏光赐教“。

张振勋拿着请柬在窗前站了许久。他当然知道刘泰兴是什么人——海山会的元老之一，跟荷印殖民政府周旋了几十年，明面上是个体面商人，暗地里掌握着爪哇岛上好几条华人秘密交通线。这样的人请他“小聚“，绝非叙乡情那么简单。

去，还是不去？

“掌柜的，“黄阿福站在门口，脸色有些发白，“我听说刘泰兴家里那种'小聚'，去了就没有空手回来的。要么出钱，要么出事。您可得想清楚了。“

张振勋把请柬折好，放进袖筒里。“去。“他说，“不去，人家觉得我心虚。去了，起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。“

三天后的晚上，张振勋带上李氏兄弟（李显文，李显武）一起，坐着马车去了刘泰兴在巴达维亚南郊的宅院。那宅院从外面看跟普通富户的院子没什么两样，走进去了才知道里面别有洞天——回廊曲折，假山重叠，院落之间有小门相通，后花园里竟然有一处暗门，通往院墙外的巷子。张振勋是生意人，一眼就看出来了，这座宅子根本就是个“进可攻退可守“的据点。

刘泰兴在正厅里等他。老头子七十多了，头发全白，可腰板挺直，说话中气十足。他见了张振勋，站起来迎了几步，笑呵呵地拱手：“张老板来了，蓬荜生辉啊！“可那笑容底下藏着的东西，张振勋在商场上见了二十年，太熟悉了——那是试探，也是打量，像买主在验货。

厅里还坐着五六个人，都是张振勋认得的华人富商。大家寒暄了几句，酒过三巡，刘泰兴把话题一转，开始聊“时局“。

“张老板，听说你最近在苏门答腊那边的生意做得很顺？“

“托大家的福，顺当了些。“

“顺当就好，顺当就好。“刘泰兴捻着胡须，慢悠悠地说，“可苏门答腊那地方，你知道的，荷兰人跟亚齐人打仗打得热闹。你那些种植园，万一哪天战火烧过去了，可是要受池鱼之殃的。“

张振勋端着酒杯没有喝，等他往下说。

“我们在那边有些'朋友'——“刘泰兴的声音压低了，脸上那层笑薄了一分，“你要是愿意，我们可以牵条线。你在亚齐那边的园子，可以挂一面旗子，他们的人就不来扰了。“

“什么旗子？“张振勋问。

刘泰兴笑而不语。旁边一个姓李的商人替他答道：“张老板，大家都是明白人。苏门答腊那边，荷兰人管得了城里，管不了乡下。亚齐苏丹的人马在山里面，谁给他们送粮送药，他们在谁的园子门口插根竹竿——荷兰人见着那竹竿，也得绕三分。“

张振勋把酒杯放下了。他看着刘泰兴的眼睛，那对浑浊的老眼里有一丝精光，像沉在水底多年的刀，被月光照了一下。

“刘老，“他说，“我是个生意人，不想掺和打仗的事。我的园子愿意交税、愿意守规矩，谁来都一样。可要让我在荷兰人和亚齐人中间选边站——“他顿了顿，“我哪边也不站。我站中间。“

厅里安静了一瞬。刘泰兴脸上的笑僵了一下，随即又恢复了，端起酒杯来连声说“喝酒喝酒“。可张振勋注意到，旁边那姓李的商人放下筷子之后，右手一直放在桌沿下面——那是一个可以随时抄家伙的位置。

李氏兄弟一直站在张振勋身旁，寸步不离，那些人也顾忌三分。

当晚散席之后，张振勋上了马车。车帘一放下来，张振勋的背心已经汗透了。他把领口松了松，靠在车壁上闭上眼。马蹄踏在青石板路上的声音嘚嘚的，清脆而规律。

他在黑暗中睁开眼，望着头顶那方被车帘遮蔽的黑暗，心里翻来覆去地想着一句话——他刚才对刘泰兴说的话：“我哪边也不站。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