端午节总算熬过去了。蛐蛐铁了心没去父母那儿，心里清楚得很——臧小红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节日，逢年过节必到，姿态端得跟女主人视察一样，仿佛不坐在那儿压阵，这节就过得不完整。蛐蛐懒得去凑那个热闹，也懒得陪他们互相客套。不是讨厌谁，纯粹是烦那种“嘴上说着一套，心里装着另一套”的场面。

结果没过两天，母亲在楼下扯着嗓子喊她。蛐蛐在四楼听得真真的，赶紧下去开楼门。自己都觉得有点玄：这楼平时隔音一般，怎么她一喊我就跟听见防空警报似的？母亲也懵了：“你咋听见的？”蛐蛐只好解释：“这楼道多安静，常年没人。”

母亲又说自己按了半天密码没打开，甚是恼火，说：“好好的门换啥？”

蛐蛐说：纯粹精神病！这新门沉得像银行金库的门，男人都费劲，更别说老太太了。她跟在母亲身后，一边帮她顶着门，一边骂：这换门的，怕是没考虑过住这楼里的人还喘不喘气。

蛐蛐陪着母亲上了楼，赶紧倒了杯水递过去。母亲放下背包，像往常一样开始往外掏吃的。蛐蛐边关家门边说：“我感冒了，啥也不想吃。你大老远跑啥呢？”

母亲把东西往桌上一放：“你不去吃，当妈的能过意得去？”

蛐蛐没再吭声，心里却翻了个白眼。她太熟悉这套话术了——“我是你妈，我过意不去”——听起来是关心，可本质上呢？是她自己脾虚，心里不踏实，非得出门跑一趟，把东西送到手里，才能安抚自己那颗七上八下的心。至于蛐蛐吃不吃、想不想要，那是次要的。母亲的这一趟，更像是在给自己交差。蛐蛐看着桌角那袋吃的，低声叹了口气：你累，我也累。到头来，谁也落不着好。

母亲一坐下，嘴就没停过，又叨叨起二姐的孙女。“小家伙皮肤挺好，也挺亲！就是还不会走，你二姐就那么一直扶着，真是要累死了。”蛐蛐只听没接话。

母亲继续说：“媳妇才做了卵巢囊肿手术，现在的人啊，咋这么多得这病的？你大姐当年也切了。媳妇的片子送去你小云姐那儿看，说不太好，不过还算早期……”蛐蛐听着，心里那片早就磨出茧子的地方又被翻了出来。

母亲每次见了二姐回来，都要把“二姐有多累”反复讲上几遍。蛐蛐已经不想再同情了，因为她从高中听到现在。从二姐结婚那天起，她就永远处在“要累死”的状态里。蛐蛐高中时也觉得姐姐辛苦，能帮就帮——帮她带孩子、卖书、卖贺年卡、打印试卷，能帮就帮，毫不犹豫。可二姐从来没有“谢”过，她理所当然地觉得：我给妹妹买过吃的穿的，这就两清了，甚至妹妹还欠我的。可她从来不算一笔账——蛐蛐本该用来读书的黄金时光，那些年被一截一截地掰走，拿去填她的日子。那些时光，千金难买，谁也没法还。

蛐蛐没出声。有些账，不是不说，是说了也没人认。

母亲还在絮叨二姐有多累，蛐蛐却越听越平静了。她心里清楚——二姐如今带的这个孙女，不过是把当年别人替她受的苦，重新过了一遍而已。以前她去上班、去姐夫书店卖书还债，孩子往母亲那儿一放，蛐蛐一有空就去帮忙抱、帮忙哄。可她从没觉得那是欠别人的，反倒觉得自己家人不亲她儿子，就送婆婆那边几日，多数在自个儿亲娘这儿，反正有人兜底就行。

如今孙女轮到她自己带了，让她体验一下，一个不会走路的孩子，能把人熬成什么样。心里那句话她没说出口：这回你总算也能尝尝，当年你扔给我们的日子，是什么滋味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