录音师的电平錶针跳完最后一下。

归零。

伊森从ssl 9000j前站起来，把监听耳机掛回墙壁的鉤子上。

菲利普还站在控制室门口，两根拇指露在裤兜外面，指甲盖沿著裤缝来回颳了好几趟。

“你还需要什么？”

“一间空的录音，三天。”伊森拿起帆布包。“混音和母带我自己做。”

菲利普点了一下头，伊森走过他身边的时候停了半步，像想起一件微不足道的事。

“你的瑞典男孩那首歌，採样问题有解。”

菲利普的拇指不动了。

那首歌卡在法务审核上两个月了。副歌核心段落採样了一首七十年代的迪斯科老歌，版权归属链断了三次，原始母带持有者的继承人在欧洲打遗產官司。整个a＆r部门拿这个案子当笑话讲，典型的“录都录好了但永远不能发”。

“让他们把副歌重录一遍。旋律走向不改，採样段落换成原创合成器音色。去找一个熟北欧电子乐的编曲师，斯德哥尔摩的cheiron工作室还没散，从那儿薅一个人过来，重做那八个小节就行，成本压在两万以內。”

伊森没等他回答。推开隔音门，走了。

菲利普盯著那扇关上的门。

站了一会儿，转身上楼的时候，他开始琢磨另一个问题。

一个usc刚毕业的二十五岁年轻人，为什么会知道cheiron工作室的名字。

公寓下午两点。

伊森把帆布包扔在床上，拉开那张木头桌子的抽屉。

角落里塞著一本快用完的电话簿。厚得跟砖头差不多，边角毛了，封面都被翻卷了。

他翻到律师事务所那一栏，手指从s字头的排列往下划，sullivan & cromwell纽约白鞋所，总机號码印在第三行。

他没打这个號码，拿起桌上的原子笔，在报纸空白处写下另一组数字，纽约州律师协会的公共查询热线，拨过去。

“我需要查一位会员的註册信息。马库斯·范斯，v、a、n、c、e。”

片刻的等待，话筒里传来键盘敲击声和一阵类似印表机转进纸张的机械响动。

“布鲁克林，贝德福德—斯图维森特区。”对方报了一个地址和一组电话號码。

伊森把號码记在电话簿扉页空白处。

马库斯·范斯。

前世的记忆里，这个名字排在一个距离现在很远的位置。2014年，先锋影业和迪士尼打版权官司，陪审团做出裁决前的最后一轮口头辩论。

对方律师席上坐著一个瘦高的男人，颧骨削尖，西装剪裁精准，说话的时候每个句子都像合同条款，主谓语明確，从句乾净，没有一个多余的介词。

那场官司伊森方贏了，但贏得不轻鬆。

庭审结束后他让人查了马库斯的底。

哈佛法学院全额奖学金。毕业后进sullivan & cromwell，三年做到高级律师。然后因为拒绝帮一个对冲基金客户销毁关键证据，被合伙人扫地出门。

sullivan & cromwell的高级合伙人在圈子里挨个打了招呼。四十家律所，没有一家敢要他。

那是1999年的事，现在是2000年六月。

马库斯·范斯应该正在布鲁克林某间不到十五平米的公寓里，翻著《纽约时报的招聘版。

一个寧可失业也不肯替客户毁证据的人。

这种人要么一辈子穷死，要么跟对了人。

伊森把电话簿塞回抽屉，拿起另一样东西，花旗银行的存摺。

看看还能做些什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