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官楼的手猛地攥紧了。

“不可能。”

“是真的，”孙仲景的嘴唇在发抖，“天宝八载春天，他查到了安禄山私贩禁药的证据。但他发现自己身边的人——太医署的同僚、六部的官员、甚至后宫里的嫔妃——都跟这件事有牵连。他要告发的人，是他的上司、他的朋友、他曾经救过的病人。”

他停了一下，眼泪流得更凶了。

“他受不了。他不是怕死，他是受不了那种信任崩塌的感觉。关起门来，他用了三年，把最信任的人一个个查出来，查出来全是贼。”

“他喝了乌头酒。那天晚上，他来找我，喝了我泡的乌头酒。他知道酒里有毒，他是故意喝的。我把他的死伪造成了急症暴毙，因为我不能让那些人知道他是因为查案才死的——如果他是因为查案才死的，那些人就会追查到底为什么要查案，禁药的事就会暴露，名单上的人就会狗急跳墙。”

孙仲景的声音几乎听不见了，但每一个字都清晰地钉进了上官楼的耳朵里。

“我替他瞒了六年。六年里，我一直在查，一直在等。等一个能接替他的人。”

他看着上官楼。

“楼儿，那个人是你。”

上官楼的手在发抖。

她缝完的伤口在孙仲景的残肢上，缝线整齐，止血彻底，手术很成功。

但她的手在抖。

萧烟握住了她的手腕。

他的手还是那么热。

“先出去。”他说。

上官楼没有动。

“上官楼，”萧烟的声音加重了一些，但不是命令，是一种请求，“你先出去，这里有顾大夫看着。”

上官楼站起来，转身走出了厢房。

她站在后院里，仰头看天。

天空灰蒙蒙的，像是一块洗了很多次的白布，又薄又脏。

她没有哭。

她不想哭。

但眼泪还是流了下来。

不是因为悲伤，是因为愤怒。

愤怒她父亲为什么要自杀，愤怒孙仲景为什么要替他瞒了六年，愤怒那些名单上的人活得逍遥自在而好人一个个死去。

萧烟走到了她身后。

没有声音，没有脚步，但她知道他来了。

“我没哭。”她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萧烟说。

“我只是觉得不值。”

“为谁不值？”

“为我父亲，”上官楼的声音闷闷的，“他查了那么久，查到最后，查到自己身边全是贼，他就放弃了。他不该放弃，他应该活着，应该告发那些人，应该看着他们被绳之以法。他不应该喝那碗酒。”

“他也许不是放弃，”萧烟说，“他是太累了，一个人扛着那么多东西，扛不动了。”

上官楼转过头看他。

“你也会扛不住吗？”

萧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

他只是从袖中取出一块干净的帕子，递给她。

“擦擦脸。”

上官楼接过帕子，没有擦脸，只是攥在手里。

帕子是白色的，棉布的，边角绣着一枝墨色的竹。

“你的手帕？”她问。

“沈七娘的，我不用手帕。”萧烟的语气有点生硬。

上官楼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

不是笑他，是笑自己。

这种时候，她居然还能笑出来。

“走吧，”她说，“还有很多事要做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名单上的人，孙仲景的口供，佛塔的挖掘，还有那五个开颅实验的死者，如果她们不是自愿的，那就是谋杀。”

“你觉得她们不是自愿的？”

“我不确定，“上官楼把帕子叠好，收进袖中，“但不确定的事，就要查清楚。”

萧烟看着她，目光里多了一种东西。

不是欣赏，不是信任，不是认可。

是心疼。

但他没有说。

不是不想说，是不敢说。

感情这种事，在查案的时候说出来，会变成对方手里的刀。

两个人一起走进正房。

沈七娘已经把柳宅带回来的所有证物整整齐齐地排在了桌案上，账簿、信件、药方、手术记录册，摆了满满一桌子。

上官楼坐下来，开始一份一份地重新梳理。

萧烟坐在她对面，一边喝茶一边看她整理。

沈七娘站在门口，腰间的横刀在烛光下闪着光。

老赵坐在角落里整理证物清单，阿九在誊抄孙仲景的口供。

六处驻地灯火通明，像一艘在暗夜里航行的船。

船上的每个人都知道前方是冰山。

但没有人说回头。

上官楼把五份开颅手术记录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又看了一遍，再看了一遍。

每一遍都看出不一样的东西。

第一遍她看到的是手术的技术细节。

第二遍她看到的是患者的痛苦。

第三遍她看到的是孙仲景的执着。

第四遍她看到的是她父亲上官云起的影子。

第五遍她看到的是——这些手术记录的字迹，不是一个人的。

前两次的字迹，是孙仲景的。

第三次的字迹，开始变了。

第四次和第五次，虽然孙仲景模仿得很像，但笔锋的细微之处能看出差异——有些字的起笔方式、转折的角度、收笔的力度，跟孙仲景的习惯不一样。

“有人替孙仲景做过开颅手术，”上官楼把两本册子并排放在一起，“第三例不是孙仲景主刀的，是另一个人。”

萧烟放下茶盏，走过来看。

“你怎么看出来的？”